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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郭庆松:对党史上的这件惊天大案,毛泽东为何坚持“一定要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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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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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的百年历史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近日,校党委书记郭庆松在《上观新闻》上发表理论文章《对党史上的这件惊天大案,毛泽东为何坚持“一定要严惩”?》。以下为正文: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及其赖以形成的先进性、纯洁性。马克思在与恩格斯讨论相关问题时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决定了我们党必须以从严治党的良好形象和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基础与保障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持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等,党内正气不断上升,党的作风不断好转,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善。从党的百年历史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我们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有积极传承,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和实践变得更加充实丰富、更具时代特色,深刻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和战略定力。

  列宁在共产党执政史上最早提出“纪严于法”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汲取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可以说,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要求与核心要义,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历程的主题主线。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赢得人民群众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是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显然,要建立和建设这样先进的、纯洁的、革命的共产党组织,从严治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提出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必须防止自身的腐化变质。后来他还提出了“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的原则。可以说,列宁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践行从严治党的第一人,也是共产党执政史上提出“纪严于法”的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养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与优良传统。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人民、民族、世界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我们强大的政党正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党史上一个典型的从严治党案例

  在党的历史上,从严治党不乏案例。其中,“黄克功案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1937年10月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26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失去理智,在延河边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这件事情在当时可谓骇人听闻。黄克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可谓战功卓著。

  此事发生后,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反响很大,国民党方面也是竭尽所能地以“延安出了桃色事件”而大做文章,对此事的处理就成为党中央非常棘手的问题,考验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当时,党内外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处以极刑,黄克功杀了刘茜,罪不可恕,杀人者必须偿命;另一种认为应该念其过去、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致信毛泽东“请求宽赦”。

  最终,毛泽东“一锤定音”: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一定要严惩。经审判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毛泽东还请人在公审大会上宣读他给黄克功的回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黄克功案件”是党史上的惊天大案,也是党史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一个经典案例,体现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对违法犯罪零容忍的坚定意志。

  从严治党贯穿党的百年发展史

  在百年党史上,从严治党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建党前后。早在建党之前的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1922年7月的二大党章第一次提出了9条纪律。这就奠定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和历史本源。

  回顾党的历史,一大代表中的刘仁静、张国焘先后被开除出党以及对“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纠正等,彰显了我们党“思想从严”“管党从严”的战略定力;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1947年至1948年的“土改整党”以及1950年至1954年的整风整党等,体现了我们党“作风从严”的坚强意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枪决谢步升、延安时期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等,体现了我们党“治吏从严”“执纪从严”“反腐从严”的坚定决心。可以说,我们党百年发展史,就是以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锻造和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新时代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从严治党,旨在锻造一个适应革命和战争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主要是要建立一支坚强的、守纪律的、能够战斗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队伍,目标指向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从严治党,旨在锻造一个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要是要遵循毛泽东鲜明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目标指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从严治党,旨在锻造一个适应改革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要是要实现邓小平所强调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目标指向是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旨在锻造一个适应民族复兴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要是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目标指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各个历史时期,尽管从严治党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其基本内涵总体上都离不开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以确保我们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踩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以“管党从严”为基本原则,必须着眼加强党的领导,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攻坚克难的意志、务求实效的行动,把“全”“严”“实”贯穿管党治党的各方面、全过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反腐从严”为重点,必须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重要方略,持续深化标本兼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使广大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以“作风从严”为关键,夯实作风建设根基,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还要以“治吏从严”为抓手,体现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和“绝大多数”的规模效应结合起来,可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作者郭庆松,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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