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特别针对应用型高校提出“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意见》的出台，正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长期以来高度关注、极力呼吁推进的方向。

对于长期处于“夹心层”的应用型高校而言，如何在智能时代突围，成为“不可替代”的大学？近期，汪小帆分别接受《解放日报》《南方周末》专访，他从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关键窗口期”谈到应用型高校“分类发展、办出特色”的战略定位；从破解“千校一面”“一个篮子评价”的体制性困境，谈到上应大正在推行的“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逻辑”的系统改革。以下为两篇专访的整合报道。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高校并不在最前沿。”一张高校内部会议PPT，让汪小帆很有危机感，“如何培养出快速适应产业发展的毕业生，是高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如果从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算起，全球所有大学都“不满4岁”。在汪小帆看来，“幼儿”是最好塑形的。未来5年，将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更剧烈的5年，“抓住了就是最好的时代，失去了很可能就是最坏的时代。”

汪小帆提出，智能时代已成为大学发展的“关键窗口期”，给了高校换道、重塑甚至突围的契机。

从“夹心层”到“不可替代”

长期以来，应用型高校面临一种尴尬：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高校“高大上”，人才培养又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汪小帆称之为“夹心层”困境。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评价体系“一刀切”。学科评估已经进行了五轮，但评价仍重点关注重大奖项和项目等学科建设指标，“都是在一个篮子里评价”。这套指标客观上更适合研究型高校，导致不少原本行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高校，为了符合“一刀切”指标而弱化特色。另一方面是办学定位不清晰。在评价“指挥棒”牵引下，应用型高校容易产生向研究型高校看齐的冲动：学院争取更名大学，之后争取获批硕博学位授予单位。对此，汪小帆坦言，在这一过程中，应用型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气”，却又难以在原始创新中与研究型高校形成有效竞争，结果得不偿失。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重点已转向解决“结构合理不合理、供需匹配不匹配、不同高校能不能各展所长”等问题。政策脉络逐渐清晰：2017年，教育部明确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2024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再次明确高校“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基本办学定位；2026年，《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首次从中央层面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汪小帆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提交过“关于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提案，得到教育部积极回复。此次《意见》特别针对应用型高校提出，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教育部明确提出，将针对应用型高校实施“双优”建设计划，“十五五”期间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关键是要坚定办学定位，扎根区域、服务产业、强化特色，在分类发展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大学。”汪小帆说。

从“换牌子”到“换脑子”

重塑，几乎成为所有高校的共同课题。近年来，不少高校调整院系设置，成立名字很新潮的学院或研究机构。但在汪小帆看来，重塑的关键不是换个时髦的牌子，而是要从“换牌子”到“换脑子”甚至“换机制”。

“如何把PPT上的高校变成现实中的高校，这才是最难的。”院系调整更是“改名称不易、转理念较难、促落实更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把9个工科学院改为5个技术学部，重组花了不少功夫。之后需要学校上下尽快在理念上达成共识——从学科建设逻辑转向产业需求逻辑，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与产业链直接对接。

“即便大家都认同这些，关键还是落到一门门课程、一间间实验室、一个个办公室里去。不落到最微观层面，所有的重塑都是空的。”汪小帆强调，教师的转型、管理体制的变革、学校设施的提升，甚至学生学习习惯的调整，都需要时间与精力。因此，这样的重塑既是当务之急，也需要久久为功。“我们不能因为无法一步到位，就观望等待、停滞不前。有序推进与拖延懈怠，是两回事。”

在人才培养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正努力构建“1（主专业）+1（微专业）+X（产业场景、产业导师、项目制课程）”的培养模式，目的是让学生具备以应用技术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汪小帆判断，AI越深入产业，就越要求高校培养出“懂技术、会落地”的复合型人才。这就不只是调整课程设置，而是要重塑人才培养方案。未来，高校传统教学的“滞后性”与企业发展需求的“即时性”矛盾只会越来越突出，解决之道是不断深化产教融合，让产业教师从单纯参与到共同治理，从客串嘉宾到共同授课，从做个讲座到协同育人。具体落到课堂上，就是推动课程内容与产业实践无缝对接：专业课程中，产业教师授课要约占三分之一，课程内容与产业同频共振；企业主导型课程中，产业教师授课要约占三分之二，便于产业前沿知识无时差进课堂。

从“学科逻辑”到“产业逻辑”

2025年，上海启动高等教育“一校一策”综合改革，遴选5所市属高校开展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成为试点之一，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逻辑”转型。学校进一步明确“为产育人”定位，依托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化妆品技术与工程等优势学科，服务上海美丽健康、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产业。

重塑过程中，教师压力巨大。但转型不能只靠压力，更要靠制度松绑。改革最先从一项奖励政策的取消开始显现。汪小帆2023年到任校长后，推动取消学校层面的论文奖励政策——过去职称晋升存在“重论文、轻创新”“重基金、轻横向”的倾向。如今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单纯侧重论文、科研经费和课题项目，而是加强对教育教学改革和社会服务的激励。

学校没有“非升即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系列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型等，每个类别内也可选择不同发展路径。汪小帆特别看重40岁以下教师“尽快转型”，“他们不转型，高校就没有未来。”

目前上海市对应用型高校的考核已取消论文数量指标，对专利的考核也从数量转向转化比例。“我们鼓励教师申报国家基金，但不再把它当作职称晋升和考核通过的硬性条件。一句话，要让‘做创新、有贡献’而非‘发论文、拿基金’成为应用型高校教师的共同追求。”汪小帆说。青年教师投入教学改革、做好企业服务，同样可以据此申报副教授、教授，学校还设有“校聘教授”制度，为那些没有“帽子”但表现突出的青年人才破格晋升建立“快车道”。

在重塑过程中，如何对待基础学科教学？汪小帆态度明确：今年起，即便艺术专业的学生也要学数学，当然教学内容会作相应调整。人工智能技术的初步理解需要数学基础。况且，即便未来不从事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工作，具备较强数理基础的学生适应能力也会更强。至于英语，汪小帆认为，无论是跨文化理解还是工作需要，英语应用能力仍是一大优势。今年起，学校把英语课程从10个学分减为不超过6个学分，看似降低要求，实际是希望减少教师单向讲授时间，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学生听说能力上。学校还与4所中职校开设5个中本贯通专业，正探索把前3年中职和后4年本科有效贯通的“3+4”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新途径，如化工专业学生本科毕业时全获化工总控工高级证书，实操能力显著增强。

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应用型高校的竞争力究竟在哪里？汪小帆的答案不是追赶研究型高校，而是成为产业升级中不可替代的支点。

“我们不需要和研究型高校比顶刊论文，而是更看重能否解决企业一个个具体的‘卡脖子’问题；也不需要和技能型高校比单项技能，而是更加看重我们培养的工程师是否真正具备在产线上的技术应用能力。”汪小帆说，“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论文写在大地上，技术用在产线上’。”

过去20多年，汪小帆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学院领导、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其间还在四川省教育厅挂职分管高教的副厅长。这些经历让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一线认识：教育不能是一个单一标准、单一目标的固化体系，而应是一个分层分类、各有追求的良性生态。研究型大学应更多考虑如何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关键技术攻关，应用型高校更多要考虑如何服务区域发展和产业进步。“交大和上大有许多值得上应大学习的地方，但上应大改革不能简单去模仿它们，而是要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汪小帆说。

他也清醒地看到，研究型高校同样在推进产教融合，应用型高校如果没有特色，就会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校园里的评价标准变了，考生和家长选择大学的标准未必随之改变。大部分考生仍会依据成绩选择排名靠前的大学，而这些大多为研究型大学，“这可以理解”。汪小帆将目光投向人才评价的长期变化。他认为，随着智能时代到来，人才评价正逐渐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当不同高校都能办出特色，公众对不同教育路径有了更多了解，“上应用型高校就不再是考不上研究型大学的无奈选择”。

从“学科逻辑”到“产业逻辑”，从“换牌子”到“换脑子”，从“夹心层”到“不可替代”，对此，汪小帆的答案仍是行动。应用型高校要在智能时代突围，正如他所说：“要扎根区域、服务产业、强化特色，在分类发展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大学。”这是智能时代交给应用型高校的一道必答题，也是上应大正在书写的改革答卷。